公安执法规范化的程序规定，不能仅限于流程性、内部性规定,还应注重对外的宣明和对公众的回应。执法规范化的要义之一就是要让执法的公正成为看得见的公正

　　【背景】近日，一系列事件引发公众对警察执法规范化的讨论。比如，深圳市公安民警在检查身份证执勤过程中言语失当，被停止执行职务，分局负责人和当事民警向两名当事人道歉。在此之前，一组当事人身上有伤的图片及警方现场粗暴执法的消息广为流传，直指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派出所两名民警粗暴执法，并用警棍殴打当事人臀部。后经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公安局通报确认，情况属实。

　　如何规范公安执法，是近年公安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5月20日，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会议指出，进一步规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行为，规范执法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执法权力在法治轨道和制度框架内运行。会议还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那么，如何让公众能够更切实的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表示，公民对警察执法的公正性要求越来越高，这将对原来的警察理论产生比较大的冲击。过去更强调行政执法的效率，兼顾公正，效率与公正相比，突出效率，而诉讼更讲究公正，兼顾效率。

　　余凌云判断，公安执法对效率的重视会逐步弱化，对公正性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平息公众的异议，“在个案中体现公平正义，就必须要在制度上发生变化。”

　　为此，余凌云建议，对于重大敏感，公众极为关注的执法争议案件，可以考虑适度让律师提前介入到调查阶段，有节制的开放，进而增强执法公信力。

　　余凌云介绍，美国的“米兰达告诫”（miranda rights）就是针对警察可能的暴行，要求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米兰达告诫的内容是：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

　　“如果当事人能够在调查阶段更多得到律师帮助，就不容易受到警察的威胁和恫吓，无论身体、语言或者表情上的。”余凌云说，在公安执法规范化的程序规定方面，不能仅限于内部的流程性、内部性规定,还应注重对外的宣明和对公众的回应。

　　“从提升公信力的角度出发,执法规范化的核心是要让执法的公正成为看得见的公正。”余凌云表示，若案件处理或执法过程受到公众质疑,可以允许质疑者共同推选律师或学者,签订保密协议，参与案件侦办，进而在办案秘密、个人隐私和公众知情权之间达到一定平衡。

　　余凌云还建议，处理重大敏感案件，也可以吸收社会监督员等一起参与，虽然他们不参与决策，但至少可以监督，地方上也有一些实践经验，可以推广。

　　另外，对于有效监督公安执法的全程录音录像，余凌云发现，实践中录音录像与询问笔录有时未必完全一致。所以，近年来他也一直呼吁，所有的询问笔录和录音录像应该吻合，否则就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余凌云碰到过一个案子，在录音录像下询问时当事人没有承认违法事实，而笔录签字的时候当事人被叫到外面，同意了签字笔录，最终导致询问笔录和录音录像并不一致。

　　“为什么不在摄像头下签字？如果都搞这么两手，录音录像还有什么用？”所以，余凌云认为，录音录像与询问笔录一定要一致，如果录音录像有删节或不完整的痕迹，警察也要做出合理解释，在录音录像以外说的或者做的笔录，不能算作有效证据。

　　余凌云表示，无论是律师或学者提前介入，还是保证录音录像与笔录的一致，实际上都是为了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财新记者 周东旭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