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华北的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逐渐由北京、济南等主导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青岛等主导的“口岸-市镇”体系嬗替，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的城市首位度及其经济辐射力的时空变异，促进了华北地区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计划经济时代对华北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强力干预，严重扭曲了该区域城市之间的应有关系和经济规律。只有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天津、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新时代华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者樊如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出自《南开史学》2020年第2期。

主编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出版时间 2020年11月

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北方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使得该区域的单体城市、群体城市及其相互关系均呈现出新的时空特征。代表性成果如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王守中、郭大松著《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张利民著《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王云著《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等著作，分别探讨了华北城市的近代发展历程、网络体系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许檀著《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一文，考察了冀鲁豫三省税关和非税关商业城镇的空间布局、市场层级和商业规模，剖析了城镇行政级别与市场层级间的错位现象，修正了美国学者施坚雅有关中国传统城市和市场结构的结论，创新意义重大。

只不过限于研究对象和任务的差异，已有学术成果对近代以来华北城市关系演进中日益突出的首位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转移及其影响因素，尚缺少系统深入的阐释。在笔者看来，随着中国北方近代59个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大批铁路枢纽与工矿业城镇的崛起，国内外产业和市场结构的演变，华北的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逐渐由北京、济南等主导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青岛等主导的“口岸-市镇”体系嬗替，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的城市首位度及其经济辐射力的时空变异，促进了华北地区近代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计划经济时代对华北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强力干预，严重扭曲了该区域城市之间的应有关系和经济规律。只有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天津、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才能保障改革开放新时代华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地系统考析这一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既能深化华北城市史的学术研究，也可镜鉴于当地经济的建设实践。

一 传统农耕时代以“都城-治所”为核心的华北城市体系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依据市场最优、交通最优、行政最优的原则，将德国南部平原的城镇划分为“市场村、镇中心、地方中心、地方城市、小邦首府、省府城市和区域首府”7个层级，并于1933年提出了内生型的中心地理论，成为国际地理学界解析传统农耕地区区域空间结构的常用理论。笔者将其试用于对华北古代城镇体系的考析，竟然也差强人意。因为适应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以农耕为主要经济产业的华北地区，很早就形成了“都城-治所”型古代城镇体系，其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政治治理。洛阳、开封、北京等作为国都之时，其全国性政治核心的作用固然明显；即便降格为府城、县治后，其区域性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得以维持；它们尽管也扮演一定的经济、文化角色，但终归以政治功能为主。就连金、元、明、清时期的漕运和商业城市天津，也不得不把京畿门户的政治功能置于首位；即便后来成了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其县治、府城、省会、特别市的政治色彩也未摆脱干净。这就是华北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都城—治所”城市体系的基本结构和社会功能。

京张铁路沿线城镇，1909

在这一传统城市体系当中，又以今日北京的政治底色最为显明。因为早在先秦时期，它就是北方农耕与游牧交错带上的军事堡垒和地方政治中心，“肇兴于周初之分封，初为蓟。及辽代，建南京，又称燕京，为陪都。金朝继起，于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营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此后成为元、明、清三大统一政权的首都后，在全国特别是华北的政治地位就更高了，华北地区的省、府、州、县治所城市和南北大运河沿线商业城镇，大都以它为网络核心，最终组合成华北西部功能完备的首都城市体系。其中的第一圈层，“是距北京一二百里之间的各个县邑，它们大体相当于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由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很难继续有大的发展，但由于北京的特殊需要又使他们能够持久不衰”；第二圈层距北京三四百里，“是现在的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天津……它们是首都的屏障，从各方面辅助着北京，北京又提携着这些城市，影响着它们的发展。历代王朝都十分注意这个层次上的主要城市。假如把北京比作一颗最明亮的星，它们就是环绕在北京周围的主要卫星城镇。在它们周围，又有一群更小的县镇，象更小的星体被它们所吸引，环绕在这些中等城市的四周。整个北京地区的各个城镇，就象自然星球那样，相互辉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种由首都向下递进、以至省、府、州、县治所城市和部分商业城镇的传统城市体系，在华北东部也得到完美复制。“山东的城、镇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布政司、以及府、州、县衙所在地的政治性城市。这类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官僚、地主、军队，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员，其中有些城市商业也很繁荣，但与它们的政治地位相比显然是次要的。此类城市历史悠久，秦汉时即已存在，明清时山东的省城济南（历城）、兖州府治滋阳等大体仍属此类。二是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以商业、手工业的繁荣著称于世的工商业城镇。山东手工业城镇不多，主要是商业城、镇。其中一部分是由原来的政治性城市转化而来，经济地位已超过其政治地位的府州县城，如临清、济宁等”。它们直到近代以前，依然“主要分布在两条交通线上：一是大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东昌（今聊城市）和德州；二是沿鲁中山地北麓东西陆路大道上的济南、周村、博山和潍县”。前者从属于北京—杭州大运河城市带，后者隶属于北京—南京官马大道城市带。

只有在进入近代以后，承自中国古代、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传统农牧业经济，才逐步为源自英国、以全球市场为依托的新型工业经济所替代；联结国际市场的远洋海运，才愈发成为最主要的长途水运方式。地理区位更为优越、海上运输尤其便利的天津、青岛等沿海口岸城市，成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扇面的交汇点，成了中国北方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临海型经济、沟通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进而导致了华北传统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根本变革。

二 近代工商时代以“港口-市镇”为核心的华北城市新格局

为弥补克里斯塔勒内生型中心地理论的局限，美国学者塔夫（Edward Taaffe）通过考察西非沿海国家加纳、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历程，于1963年提出了海港和铁路导向型的区域空间结构；万斯（Vance）通过分析美国东海岸的经济发展进程，于1970年提出了港口主导型的区域空间结构。均认为在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以沿海港口和铁路为主要货物集散渠道的市场网络中，存在着外源型的区域空间结构。而近代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体系的新变化，即可用这种以现代工商业经济为导向的外源型区域空间结构来阐释。因为随着近代口岸开放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北方陆续崛起了59个商埠城市、大批铁路枢纽和工矿业城市，引发了产业结构由内生型传统农牧业向外源型工商业的转型，使华北西部的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由北京主导下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主导下的“口岸-市镇”体系演变。

华北西部近代区域空间结构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北京和天津城市关系与城市首位度的转换。诱因之一，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的大改道，使此前向东南夺淮河入黄海的主泓道，变成了此后向东北夺大清河入渤海的今黄河，其所挟泥沙淤塞了济宁到临清段的大运河航道；而同一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让清政府无法正常疏浚和利用大运河；加上沿海沙船和招商局轮船对运河漕运的替代效应，使得除了天津至临清的南运河航运尚存，山东西部的运河航线被迫堙废；再至1905年漕运制度废止，天津由海路转运漕粮的使命也告终结；从此，北京丧失了对天津的最后余荫而沦为后者的腹地市场。第二个诱因是1860年中英《天津条约续约》亦称《北京条约》，将天津开辟为中国北方继伊犁、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牛庄（实为营口）、登州（实为烟台）之后的第5个近代通商口岸；并成为晚清民国的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津海关道、直隶总督、天津县、天津府、河北省会、行政院天津特别市衙署所在地，成为9国列强租界工部局和领事局所在地，极大地提升了天津城市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拓展了天津城市的物理和经济空间，也增强了其国内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最晚至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以后，京、津两城已完全平起平坐。

天津，海河上的西方船舶和河岸上带有大柱廊的西式建筑，1874 年

另一方面，近代开埠通商在改变京、津政治和经济隶属关系的同时，也通过西方工业生产方式和商品在通商口岸的登陆和经济辐射，扩大了天津的城市建成区和人口规模，提高了其生产加工和进口替代能力，增强了对国内外市场的商品进出口和集疏运能力，使天津由此前普通的府城县治，跃升为引领“三北”腹地由传统农牧业经济向近代市场化工业经济转型的龙头城市。

1.天津城区空间扩大与人口数量增长

1404年的天津卫城周长九里十三步，折合1.64平方公里。经过多次重建后，1846年的天津城市建成区达到9.4平方公里。开埠之后，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又在老城东南的海河两岸开辟租界，使天津1903年的建成区面积达到13.4平方公里。此后各国租界又陆续扩展，南马路以南也形成了南市，河北区自金钢桥大经路直达北站也得到开发，使1928年天津特别市的市区面积拓展到36.2平方公里。1937到1945年天津沦陷期间，塘沽新港的开发再将城市建成区扩至49.7平方公里。是开埠前的5倍多，为天津城市的居民生活、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

作为城市规模重要指标的人口数量，也与天津城区的扩展呈正相关关系。1846年天津城区人口约19.8万人，1906年达42.5万人，1910年为60.1万人，1928年为112万人，1936年为125.5万人，1948年达191.4万人。其中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稳定的1906～1928年间，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64.37%，年平均增长率达45.18‰，人口总数跃升为仅次于上海、北平的中国5大超百万城市之一，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考诸史实发现，近代天津的民族工商企业，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周围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为生产和运销节省了大量成本。

2.天津金融体系完善与工商经济繁荣

国内外贸易的繁盛，促进了天津钱庄、票号、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1900年多达300家，1922年仍有108家，它们遍布老城、新区和租界，为天津城市及其腹地工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融通。同时，适应进出口和工商业发展对巨额外汇和资金周转的需求，中、外资现代银行也陆续来到天津。从1880年英国汇丰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起，到1922年，天津的中外新式银行及其分行已达56家，三分之一分布于老城及周边，三分之二分布在各国租界。据后人追述，1932年中资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有10家，占全国中资总行数的7.03%；设分行93家，占全国中资分行总数的9.43%；实收资本总额2548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12.69%，均仅次于上海而居全国第二位。同时，北京的传统银钱业和现代银行业也有一定发展。只因天津自清末就“逐渐成为华北金融中心，而北京由于缺乏近代工商业的支撑，金融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最终北京成为银行吸收存款之地，而天津成为运用存款之地”；具体途径就是“各商业银行一般将北平分行置于天津分行管辖之下，以便运营北平分行吸收的存款”。

融资的便利，促进了天津及其腹地进出口贸易和近代工商业的繁荣。首先是洋务派官僚投资的新式军工、航运、工矿、电信、铁路等近代民族工业，同时也有外国洋行投资的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轻工企业，中国其他官僚、军阀和民间资本也仿效投资纺织、面粉等轻工企业。结果到1935年，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大的现代工业城市，其中中国城区以轻工纺织类企业占比最大，占到56.43%，机器动力的使用率也最高，为53%；其次是新兴化学工业，整体占比和机器动力使用率，分别为6.18%和50%。在天津，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整体比例为29.66%，其余仍系手工生产。不过，如果加上各国租界区的工厂，特别是日据时期所投资的大型工厂，天津工业现代化的程度还要更高一些。到1947年，天津的工厂数、工人数、资本额、生产净值等主要指标都仅次于上海，排在中国近代工业城市的第二位，北方的第一位。

3.天津对外贸易攀升与腹地范围拓展

开埠通商后的天津，从先前主要为京师服务的内贸型港口城市，转变为同时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外向型工商业都市，成为引领近代中国北方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龙头。同时烟台、营口也对外开放，北方对外贸易进入“北洋三口时代”。海关统计显示，开埠前期的天津，对外贸易净值一直遥居另外两个口岸之上。1900年前后，青岛、大连等相继开埠，成为环渤海对外贸易的新支点，但却并未根本动摇天津在北方进出口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天津1904～1913年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依然稳居北方各口岸之首。一直到1937年，天津对外贸易额整体上仍次于上海，居于全国第二位。在天津一级市场之下，有效辐射着郑县（今河南郑州）、阳曲（今山西太原）、张家口、西安、包头、兰州、古城（今新疆奇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8个二级市场，共同交织成一张严密的对外贸易网络。

广阔腹地的存在，为天津进出口贸易和城市工商业繁荣提供了强力支撑。“在商埠方面，无论进出口贸易额的多少，他的繁荣的条件，完全系之于外国商品的输入运销，和土产的收买与出口。所以商埠必须是站在交通冲要、及拥有广大的背后市场地点。这些条件，天津全都具备着。铁路方面，为津浦、北宁两线的交叉点，由北宁线更可与平汉及平绥线取得联络；在水运方面，华北全部的内河航运都集中于白河。因为水陆交通的便利，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及热河、辽宁等省，都成为他的直接市场圈，同时，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吉林、黑龙江诸省的一部分，划归他的势力范围以内”。到1930年代，位于水陆交通枢纽的天津已成为华北最大工商业中心，“作为整个华北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天津，不仅位于海河与南、北大运河相交汇的水运枢纽位置，而且也处在由北京经山海关到奉天的北宁铁路、同天津到南京的津浦铁路相交叉的交通要冲”。到七七事变前，天津“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在工业都市方面也站在与青岛竞争第二的地位；七七事变后，上海、青岛的工厂都遭受惨重的牺牲，天津方面的工厂，不但未曾受到破坏，而且急速地增设了许多新的工厂，当时在工业都市中位居全国的首席，在贸易方面，如果包含海关统计以外的数字，进口额也非其他商埠所可比拟”。

4.北京、天津在华北西部城市首位度的转换

与此同时，北京却随着华北产业结构由传统农耕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型，逐渐失却了在华北区域空间结构中原有的核心地位和城市首位度。到清末民国时期、特别是1928年首都南迁后，北平即沦为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对外贸易网络的单一消费市场。除了百万人口所产生的巨大消费能力外，工业生产能力只限于传统手工艺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加工制作，现代工业发展方面的建树非常有限，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有铁无钢，清河制呢厂年产量不过7000米，就连牙膏、香皂、钉子等轻工产品也要靠天津等地供应。北平对华北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代外向型经济和市场化工业经济的引领和辐射力，实在微乎其微。

北京前门大街，可见远处的五牌楼和近处的“乞丐桥”，1874 年

5.济南和青岛在华北东部城市首位度的转换

历史悠久的济南，水陆交通发达，“济水（今黄河山东段）航道、小清河、南北大道和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大道构成济南地区的交通主干”；使得明清时期，“济南城市腹地主要包括小清河流域，东至周村，南到泰安，西到东昌”，工商业也有所发展；成为商业上与临清、济宁并驾齐驱的山东“三个最大的城市”。只因济南同时还拥有明清时期山东省会、济南府和历城县治所的政治光环，故能在很一定程度上成为华北东部传统“都城—治所”城市体系的核心。进入近代以后，山东“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相继开埠，传统的市场格局开始解体，市场类型、分布和结构都在程度不同地发生着变化，在大规模土洋货、农产品与工业品双向流通的基础上，一个以沿海和内地开埠城市为核心、以近代商路网络为纽带的新型市场体系开始初步形成”。这一趋势在华北东部的显著表现，就是济南与青岛城市关系和城市首位度的转变。不过，1860年烟台开埠后和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前，济南尚隶属于烟台主导的对外贸易网络，每年通过烟潍大道延长线和大、小清河，从烟台输入洋货并输出土货。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的进出口贸易主要转向了青岛。1906年济南自开商埠后，烟台、青岛的洋行也到济南发展业务，最多时达25家，年贸易额1200万两，成为鲁西、豫东地区商品进出口的中转市场，和青岛主导的“港口—市镇”城市体系的二级市场。

青岛1898年开埠后，很快发展成华北东部乃至东亚屈指可数的优良海港和工商业都市。“青岛自明治三十一年成为德国的租借地以后，经过很大的努力，已经拥有了亚洲屈指可数的优良港口，和令人注目的发达工商业”。它的海上“航路，南可以到达上海、香港，北可以到达天津、大连，东可以通朝鲜、日本，交通便利，贸易发达，山东商业的集散地呀。输入品以织物、火柴、煤油、砂糖、染料等为大宗，输出品以煤、铁、盐、草帽缏、花生、豆油、麦、果实等为主要，每年的贸易额，竟达六、七千万两。所以我国北方的商港，除掉天津、大连以外，就要推青岛了”。故而青岛能在山东各口岸中脱颖而出，“青岛开埠以后，贸易额逐年增加，最终发展成为凌驾于烟台之上的中国北方重要通商口岸”。同时青岛近代工业发达，在北方仅次于天津。主要工业门类包括制丝业（柞蚕丝织、棉纺织）、卵粉业（鸡、鸭蛋加工）、榨油业（大豆、花生）、再制盐（精盐加工）、制粉业（小麦面粉）、骸炭（焦炭）和窑业（陶瓷）、石碱制造业（肥皂）、麦酒酿造业（啤酒）、燐寸（火柴）、皮革、杂工业（制冰、砖瓦、骨粉、玻璃等）。在青岛主导的“港口—市镇”城市体系之下，分布着烟台、济南、海州（连云港）3个二级市场。

烟台是山东首个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在1860～1910年的半个世纪里，它在山东大部和河南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烟台进口的大量洋蜡、洋靛、洋布、洋油、火柴、洋纱等货物，除在胶东地区销售外，还通过烟台—潍县—济南间的陆运大道，和羊角沟—济南—黄台桥的小清河水道，转运到济南泺口的黄河水运码头，再向西运到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山西和陕西部分地区；同时收购河南的百合、蜂腊和药材，山西的甘草、药材和毛皮，陕西的烟草和药材，运回烟台出口到海外市场。只是由于开埠后的青岛，实行自由贸易港政策、并修通了直达济南的胶济铁路，烟台的经济腹地才被压缩，屈身于青岛主导的“港口—市镇”城市体系之下。正所谓“德国一八九八年三月租借胶州湾以来，积极进行港口设备的改良，努力招揽巨商富贾，不断开拓通往欧洲各地的航线，并给予特别的补助。没过多久，青岛便成了山东的对外贸易中心”。

陕西汉中府城楼，1875 年

海州是苏北地区重要的粮食集散市场，康熙年间曾设有上海江海关的子口。1905年大浦港作为商埠开放，在海州设立大浦分关，遂改隶青岛胶海关。只因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历史积淀，海州进出口贸易对上海的依赖依然很大。1936年，它与青岛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11.1%，与上海的贸易占其总额的49.2%。反映出海州作为腹地的交叉性特征，但仍不失为青岛外贸网络的组成部分。

三 计划经济时代的回头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定位

1.北京之于天津

新中国建立初期，华北西部的天津作为中央直辖市，经济增长依然很快。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24.6%，高于全国递增22.37%的速度”；农业和外贸也有较快发展，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上海，经济效益稳步增长，这就使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只是从1958年开始，中国大陆全面仿效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各地也强调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使天津广阔的“三北”腹地市场大部分丢失；同时，各类中外金融机构被陆续接管、改组、合营成隶属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在全国建立起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使天津丧失了原有的北方工商金融中心地位；再者，确立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大力发展现代工业，“一五”（1953～1957）到“二五”（1958～1962）期间，“先后建成了石景山钢铁电力工业城、丰台桥梁机车制造工业区、东南郊化学工业区、东郊十里堡棉纺工业区、东郊双井机械工业区、东郊大郊亭化工工业区、东郊九龙山玻璃化工工业区、东郊垡头炼焦工业区、北郊清河毛纺建材工业区、沙河机械冶金工业区、东北郊酒仙桥电子工业区、西郊衙门口机电工业区、西南郊莲花池冶金机械工业区、天坛东侧轻纺工业区、龙潭湖电子工艺美术工业区、南苑大红门工业区、琉璃河窦店建材工业区等（六十年代又建成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城、西郊和东郊汽车工业区）。这些工业区的规模，每个少则二、三千人，多则十几万人”。结果1949～1979年，“北京建成为一个包括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仪表、食品、轻工、纺织、建材、医疗卫生、工艺美术等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其中重工业投资共106.42亿元占87.6%，轻工业投资共15.07亿元占12.4%；1979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3.7%，轻工业产值占36.3%，成为仅次于辽宁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

同一时期，国家对天津的工业投资却很少，重大项目均未在天津落地。1958～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6%，天津仅为0.85%；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56%，上海为16.1%，北京为2.9%，到1961年，天津降为4.8%，上海和北京升为18.5%和5.3%；1958～1965年间，天津新增固定资产22亿3100万元，北京为62亿6200万元，北京为天津的2.81倍；同时，天津的商品流通功能也在下降，“一五”期间，商品购进总额年均递增10.2%，商品调出总值年均增长5%，到“二五”时期，商品购进年均仅递增2.1%，商品调出年均却下降4.8%。至此，天津丧失了近代北方经济首城的市场、金融和产业等优势，重新回归到北京主导的华北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之下。

客观地讲，北京适当发展一些轻工产业，改变单一消费城市的性质确有必要。但过多发展并无合理性的重工业，并同老工业基地天津、唐山争原料、争水源、争动力、争市场，结果既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巨额浪费和环境污染，又限制了北京政治、文化等应有职能的正常发挥。北京强行替代天津成为华北工业新首城后，负面影响巨大。自身经济效果上，“北京代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增值率位居全国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有些甚至已经被挤出市场。由于产业结构问题较多，致使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1997年，首都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0.9，低于全国91.28的平均水平。经过努力，虽然2001年全市工业企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了118.98，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自身生态效果上，“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七大污染城市之一。虽然汽车尾气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产业结构重型化耗能大的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重化工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目前北京的燃料结构中仍以燃煤为主，工业用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费又集中在6%的市区，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时，工业运输量占北京铁路运输总量的1/3，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加剧了城市运输能力的紧张状况，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工业废水仍是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垃圾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对华北经济辐射效果上，“京津地区地处要冲，物产丰富，本来是极有条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但这么多年下来，京津并未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不仅如此，曾经是华北经济中心的天津还更加衰落了，而怀抱京津两大直辖市的河北不仅没能沾光，反而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整个华北地区，北京看起来一枝独秀，而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地位日渐式微，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其实，岂止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北京同样也是不堪重负。……北京过分发展工业也让整个华北吞下苦果。放眼华北，我们几乎看不到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发达的城市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比较一下北京郊区和广州、深圳以及上海郊区，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消耗了华北平原大量的资源，不仅没有给华北平原带来富裕，相反，把生态环境恶化留给了他们”。

2.济南之于青岛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济南，工业领域还处在“由手工作坊向机器生产过渡”，“工厂规模和产量比较小”的低水平阶段。经过政府大力扶持，济南工业才有了快速发展，“1953～1957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为加强全民所有制工业在济南工业中的主导地位，共投资6881万元，新建改造了一批企业，使基础薄弱的重工业得到加强，轻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1958～1960年，国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国家对济南工业中全国所有制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3年达到39712万元”；到1962年，济南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55830万元，工业总产值66667万元，工业门类包括电力、燃料、黑色金属、火柴、机器制造、建材、造纸、棉纺、化学、食品等。实现了把济南建设成“本省最大的综合性工业核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目标。由此至改革开放后，济南工业继续发展，“已形成门类齐全，技术完备，产品种类繁多，装备水平较高的综合工业体系，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128亿多元，比1949年增长了120多倍。各种工业品产量与过去相比成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增长。全市有以机械、冶金、化工、造纸、纺织、日用轻工为支柱的十多个大工业门类”；形成了“东郊、黄台、北郊、白马山四个重点工业区。东郊的王舍人庄工业区，有冶金、化工、炼油等重工业。我市最大的冶金工业——济南钢铁厂，就位于铁矿资源较丰富的王舍人庄，是全省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北郊是最早的工业区，主要有纺织、造纸和汽车制造等工业。白马山周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石灰石矿，故水泥等建筑材料工业较为突出”。再到“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后，济南又进一步成为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机械、纺织、化工、钢铁等成了济南的支柱产业，“2013年，济南市实现工业增加值1510.8亿元，同比增长13%，十五时期以来，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136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7%”。然而，济南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却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主要原因是“受传统重工业的影响，能源消耗量较高，导致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结果，一是济南空气质量不断恶化，2013年PM2.5数据首次超过500，登上了环保部空气质量重污染的黑名单榜首；二是水环境遭到破坏，2009年后的工业废水排放量继续呈上升趋势；三是工业垃圾随处可见，2012年五种主要工业废弃物冶炼煤渣、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煤矸石的产生量，就占到全市工业垃圾总量的83.3%。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济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同一时期的青岛，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区域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数据方面，则要比济南优化很多。

3.中国之于世界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自主发展对外贸易和努力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崭新历史阶段，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革除计划经济时期所遗存下来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各种弊端，已经成为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同时，综观世界海洋航运网络变迁的历史地理进程，当今“亚太地区有望成为新的航运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因为现代“世界贸易首先是海洋贸易，国际贸易货运量的8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海运是实现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是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基础”。所以，以海港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并由工业产业集群向航运服务产业集群的发展转型”，就成为当今世界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这才出现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都市圈。形成了全球最具规模的产业带和‘世界加工厂’；沿海地区GDP占到全国的60%以上，承担了我国对外贸易90%以上货物的进出，以及我国原油和铁矿石消费总量的45%和60%以上的进口接卸。沿海经济带在我国及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北经济发展更应当在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所遗存下来的不利于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僵硬做法，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主动对接世界经济大势，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海港城市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两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三极”，切实为华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令人欣慰的是，2015年后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明确要把北京限定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而把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先行示范区，并将这一构想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把华北区域空间格局和城市体系的优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纲要》却依然没有清晰地指出天津和青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在华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引领作用，依然不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真正疏解和中国北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笔者在长期从事华北经济地理时空变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理由相信“正如上海已经成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一样，天津也要作为京津冀和‘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只有这样，才是基于历史的理性回归，也是面对现实的正确决择”。但令人不解的是，2017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明知济南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与青岛相比，“各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全省占比也比较低”的情况下，依然做出大力“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以“增强济南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部署。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当地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同时也表明，科学定位华北城市关系和经济中心，依然任重而道远。

整理 石石 审核 李丽丽 宋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