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福建新闻1月2日电 “天泽之履——大可艺术巡回展”，1月3日将回到知名艺术家大可(原名张镇顺)的家乡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举行。在该展开幕前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的孙绍振撰文评论大可艺术实践。

　　孙绍振教授的评论文章《诗书大可：情境错位中的自洽行径》全文如下：

　　在当下，生存意境与表达冲动之间，有双重的错位。

　　第一个是生存意境概念化、诗意化与现实情境的错位；

　　第二个是表达语言的文本化、模拟化与个体生存感知的错位；

　　这两个错位，借用古典诗歌与书法语言来说，一是“格律式书写”，一个是“临帖式创作”。借用这两个“词汇”，用以说明两种状态，前者是可批量生活模式，后者是可批量的创作模式。

　　大可似乎是这两个“词汇”的解构者。

　　一方面，他自投罗网式地，背负起了双重错位的制作者形象；

　　一方面，他又对这样的错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亲近与把玩心态；

　　因此，他大大咧咧地做两件事——

　　有一天他抱一大梱日记给我看。我吓一大跳，每一则都是用他自己鼓吹的毛笔“草篆”书写，而且是古体诗。“一日一诗书”，自从三年前“大可诗生活”开启以来，没有一天肯落下。这些日记还不一定写在纸上，有的用斧头、钻子、凿刀劈在砚台和茶壶上。

　　这一点我特别震撼，前不久我的得意门生谢有顺曾经感慨，中国的书法家，全都在写古人的诗和格言，好像自己一辈子甘于没有思想似的。而我则补充曰，昔日为书者皆能为诗，今日为书大都不能为诗，中国诗书画一体之传统，谁能继之于万一？

　　大可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有思想的，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自己的思想，他把思想不仅能化为诗，同时又能化为书法。他的字，是他诗意的外化。书法家们都讲究法度，讲究来历，来自碑者，来自帖者，一笔一画各有其师从。也许他看来，拘泥于来历，忘了诗，精于法度者，章、草、篆，各有家规。大可不甘为成规所囚，乃又草又篆中求得自己的独特的生命。

　　眼前的大可不是一个，是两个大可。一个是试图进入传统情境中去的、操持古体诗的大可；一个是把持刀笔凿劈汉字的大可，那架势，怕是要杀出一条活生生的大写的“奇”路来。

　　《一日一诗书》，主要包括两部分：诗和书。

　　大可写的诗是古诗，严格按平仄、对仗、押韵(“平水韵”)来写现代生活(称“大可诗生活”)；书则信手拈来，一挥而就。不做作、不刻意、不勉强……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大不相同，看似随意，实则法度谨严：其中以行书为主，杂以草、隶、篆、楷诸体，值得一提的是，题目皆以其独创之“草篆”体，特别醒目。何为“草篆”？大可在《大可草篆?诞生记》这样写道：“让‘草书’和‘篆书’结婚，生个小孩就叫‘草篆’。”

　　大可行书走的是“碑帖结合”的路子，主要以“二王”为根基，结合北碑……结体稳中求险，少了些呆板，多了些灵动；用笔柔中带刚，转折并用，信手拈来而法度自在……章法更加“随意”，这是一种境界。与印在书上(多数是小品形式)所不同的是，原作多“长卷”，慢慢展开而书卷气扑面而来……

　　这样看来，大可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每天安安静静的上课，却实际上天马行空地开起很大的小差。正因为这样，不小心将自己置身于两难境地去，这注定是双重人格的孩子——一个善于捣乱的乖孩子。

　　双重人格，就有挑战性的双重的张力。

　　他闯荡当下与传统的边境，是与野蛮博弈；

　　他让自己回归精神的故里，是与庸常博弈；

　　先说与野蛮博弈。当下的群体性的野蛮往往还达不到离经判道的高度，多数是世俗化耍流氓而已。这个时候的大可，将自己的表里进行了一番汉唐人的格式化，一边是过着汉唐人的日常起居，一边把玩五言、七言，律诗、绝句，长短句，这些都按套路来，不是玩一把就肯罢休的家伙，是每天的柴米油盐和酱醋茶酒，每一天的日常季候、节气、冷热、风雨……

　　这个情境下的大可，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古典形象，没有一点的流氓气，让很多文化流氓对他又恨又不好意思恨。

　　同时，就是这么个每天写柴米油盐的大可，又以一丝不苛的精神与庸常进行着不屈不挠的纠缠。

　　一年一千多首诗，他想干什么呢？他把其中每天一首当作“一日一诗书”，他不是为了哪一首出名，是用每天一首诗当作一块一块的秦砖汉瓦，一直不停地往高处垒起来，构建他的精神故里。

　　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野蛮式斯文。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一个双重错位的现实，铺垫自己的回归途径，他当然不肯回归一片废墟式的荒凉，他是想要有一个殿堂可以登基，可以坐一坐屁股底下的江山。

　　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澣墨式匪气。

　　一个同时跟野蛮与庸常博弈的人，身上难免兼具流氓气与书生气。

　　因此，寻求错位中的精神自洽，是大可正在遵循的最庄重的逻辑。

　　首先是因果自洽的逻辑。

　　是两个“因”共同迁就一个“果”。形成大可书法成就的，是从小乐此不彼的书写训练，书法上对历代碑帖的用功，是必以其可以假乱真作为自己的起点。另一方面，一个整体的吸收与酝酿，必然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这个欲望后来越来越明确定位为“大可语言”的追寻，尽管一开始，这个语言形象的独特性并不纯粹，可以看到若干当代的“时尚技俩”。

　　其次是形象自洽的逻辑。

　　文字功夫是从长篇大论开始的，见诸媒体的大可论书，大可论诗，大可论壶……其气象与他的“楷、行、草、隶、篆”一锅烩套路相似，这都是他个人的“自我塑形”策略。

　　这个策略有了一个自我简化的过程。文采上的纷繁框架，简化为日常形象的自我寻访，一副寻找自在的“我”的目标慢慢浮出水面。书写上则是直接面对矛盾冲突最剧烈的草与篆，理出一个和解的思路，逐步折腾出个“草篆”来。

　　形象自洽，正是从错位的两极中去寻求平衡。

　　再次是性格自洽的逻辑。

　　形象自洽，最终要寻到自我人格。这个性格是以一个动态的书写作为性情表露的。大可早期是崇尚笔墨造型的，但慢慢过渡到了节奏造型，即从固定形到不定形的蜕变，从而完成了书写性格的一次自我解放。正是这个书写性格的解放，大可的日记式诗书才淡定出台，才可以将那个很小很小的“属于柴米油盐的我”放进那个自我构建的无限大的“故园”里去，用每天看似“重复”的书写，去成就一个别人无法相信的“自在”与“自安”。

　　或许，自在与自安，是错位时代的某种关键词。

　　听说大可不论搬到哪，他的住地都命名为可安居。我觉得，可安居是他与现实最大的一个自洽行径。他的诗与书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作物。而“可安居”这个作品的内涵，并不比他的诗和书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