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周嘉昕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暨哲学系教授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发展研究是一个已经为学界所关注但仍有待展开的领域。其中，除了社会研究所第一任主任卡尔·格律恩贝格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就是亨里克·格罗斯曼。格罗斯曼最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阐发。作为其理论支撑，在同第二国际“新和谐主义”和罗莎·卢森堡相争论的意义上，格罗斯曼系统阐发了《资本论》的结构计划和方法框架。格罗斯曼认为，《资本论》结构计划的调整体现了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崩溃规律的方法进程。从价值图式到再生产图式再到价值—生产价格转型和一般利润率，马克思以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现实的总体把握。尽管在霍克海默继任社会研究所主任后，格罗斯曼还曾参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分工。但是随着批判理论范式的逐渐确立，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渐行渐远。对格罗斯曼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和《资本论》结构与方法的再考察，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转型，为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提供前提和准备。

文章摘要

长期以来，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著称。但是，对格罗斯曼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他192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危机理论》（以下简称《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中。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推进，格罗斯曼的生平和文献开始得到新的发掘和关注。格罗斯曼的思想形象逐渐立体地呈现在学界面前。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从格罗斯曼对资本主义崩溃和危机的分析出发，探索他对《资本论》结构和方法的考察，结合格罗斯曼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关系的演变，动态管窥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转型。

一、格罗斯曼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格罗斯曼通常是以一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为人所知。不过很少有人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起来。可事实上，早在1925年他就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为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政治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为代表，格罗斯曼的主要理论成果，大多是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取得的。同时，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关系的逐渐疏远，乃至他离开社会研究所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次理论转型，即批判理论这一理论范式的逐渐确立。因此，对于格罗斯曼的重新考察，不仅是重新回顾他的资本主义崩溃和危机理论，而且可以通过对格罗斯曼有关崩溃和危机的思考，发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探索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中追溯批判理论的孕育和成型。简单说来，格罗斯曼的理论和实践经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之后，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1908年从加利西亚的首府克拉科夫来到维也纳之前，是格罗斯曼理论和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作为关注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格罗斯曼在学生期间就参加了波兰社会民主党（PPSD）的活动，并在1905年组织成立了加利西亚犹太社会民主党（JSDP）。

（二）1908年，格罗斯曼取得博士学位后到维也纳从事经济学研究，出版了论述奥地利经济史的著作。在维也纳期间，他结识了鲁道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卡尔·格律恩贝格等人，并系统研究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格罗斯曼回到波兰，并为波兰中央统计办公室和自由波兰大学工作。1920年，格罗斯曼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相关，这一时期格罗斯曼尝试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先后发表了《经济危机理论》（1919）、《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1923）、《西斯蒙第及其经济学说：思想新释》（1924）等演讲著述。格罗斯曼特别关注了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1924年6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来自维也纳的一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训练有素的学者，格律恩贝格担任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任主任。应格律恩贝格之邀，格罗斯曼于1925年加入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1929年在“社会研究所丛书”中出版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1931年1月，霍克海默正式接替健康状况欠佳的格律恩贝格担任社会研究所的主任。1934年，格罗斯曼曾应霍克海默的要求，撰写《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新大众道德》一文。在此基础上，格罗斯曼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机器的分析运用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讨论机械论哲学的社会基础。

（五）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理论范式逐渐确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36年社会研究所进行“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在当代危机分析中的适用性”学术讨论后，格罗斯曼与波洛克和霍克海默的关系逐渐疏远。1940年，格罗斯曼退出社会研究所。以1943年发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进化论反驳》为标志，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在理论上分道扬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研究所回到法兰克福，而格罗斯曼选择到社会主义的东德继续从事研究。1949年，格罗斯曼成为莱比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但不幸的是，次年11月，格罗斯曼因病离世。

毋庸置疑，正是1929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格罗斯曼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学家。在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格罗斯曼与这部著作直接相关还发表了三篇文献，分别是：（1）1928年发表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格律恩贝格文库”）第13年卷上的《一种新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理论》；（2）1929年同一杂志第14年卷上发表的《马克思〈资本论〉原初计划的调整及其原因》；（3）1932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第1期上的《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转型与危机问题》。第一篇批判斯坦贝格《帝国主义》的文章，可以被看作是格罗斯曼写作《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的直接动因。围绕《资本论》结构计划调整的文章，则是格罗斯曼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讲座的总结，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的“纲领性”文献。由霍克海默主编的转型与危机问题的文章，则是格罗斯曼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引发的争论及其理论方法的进一步说明。无论是就格罗斯曼对资本主义崩溃和危机的研究以及他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阐发来说，还是就格罗斯曼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代表而言，以《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为中心，《马克思〈资本论〉原初计划的调整及其原因》和《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转型与危机问题》两篇文章，构成了我们分析的主要依据。

二、资本主义积累与崩溃：

理论再考察

当《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发表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大危机”的前夜。大危机爆发后，该书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的原因，格罗斯曼等多被看作是第二国际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为西方左翼学界所忽视。只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格罗斯曼才重新进入学术研究的视域。在我们看来，格罗斯曼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崩溃规律的考察，是以他对《资本论》三卷的总体理解为方法论前提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诉求。

以考茨基为代表，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崩溃和危机问题的分析，依托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具体结论，面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主要运用的是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两种理论。伯恩施坦最先挑起了争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断言，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失调，将随着资本家和工人收入的提高，以及卡特尔和托拉斯对生产的调节而得到克服。在同伯恩施坦的论战中，考茨基的立场含混而折中，他虽然坚持了消费不足的观点，但却仅仅将利润率下降同资本家阶级的减少结合起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首先认识到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重要性，但是他在批判消费不足论的过程中，却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有部门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可以避免生产过剩，实现“比例协调”。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新和谐主义”为基础，希法亭和鲍威尔认为资本积累中并不包含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趋势。导致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失调，这一问题在希法亭看来，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发展得到解决，但其同时产生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的形成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剧。在这一问题上，卢森堡结合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给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就不可能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加速解体，资本积累才有可能。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所表现出的矛盾行为的原因。

作为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批判，鲍威尔尝试用一个再生产图式来证明：在引入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假定不变资本的积累率高于可变资本的积累率，虽然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但永远不会消失。对于这样一种“考茨基式”的观点，格罗斯曼在其著作中通过分析周期扩大，证伪式地得出了资本主义崩溃的结论。除了批判“新和谐主义”的观点外，格罗斯曼写作《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一书的直接意图，还包括对“新卢森堡主义”者弗里茨·斯坦贝格的批判。《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理论》是格罗斯曼到达法兰克福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批判了斯坦贝格的“意志主义”革命观，强调应坚持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资本主义崩溃、再生产图式、反作用趋势构成了我们理解格罗斯曼阐述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的三个关键词。

在对资本主义崩溃的论述中，格罗斯曼实际上提出了两种危机理论，或者说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两个逻辑层面。其一，格罗斯曼延续了他1919年演讲《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把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延续，体现为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资本积累过程是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进行的。虽然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但是使用价值的增加却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的价值增殖无法在原有水平上实现，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二，格罗斯曼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作为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崩溃的核心。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比例不断降低。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中，就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资本积累的障碍或界限就是资本自身。作为这一论证的支撑和延伸，格罗斯曼以证伪或归谬的方式分析了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并探讨了对利润率下降规律起反作用的各种趋势。

格罗斯曼对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归谬，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鲍威尔的前提和逻辑，而只是证明资本积累内在包含着崩溃的趋势。格罗斯曼认为自己的分析坚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从抽象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上升到具体的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危机。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具体化，就是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反作用趋势”的考察。这样，在格罗斯曼看来，坚持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必然得出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导致自身崩溃的结论。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作为一种趋势，由于“反作用趋势”的存在，在具体现实层面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存在，使得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发挥作用，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因此格罗斯曼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看，危机是治愈的过程，通过危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得以恢复。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趋势可能会暂时被危机打断。另一方面，格罗斯曼专门分析了构成“反作用趋势”的各种因素，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现实性的说明。这在《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的开头和结尾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格罗斯曼论

《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

正如格罗斯曼自己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导言中所提到的那样，这本书构成了有关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研究的一个部分，由作者1926-1927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课程讲稿的整理和修改而成。格罗斯曼这一时期研究的成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建隐含在《资本论》之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二是以全新的视角呈现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若干重要方面。而该书所讨论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重要基础的崩溃理论就是一个新的发现。这一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间引发了广泛争论，但却没有得到系统的说明和重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问题的忽视。因此，尽管格罗斯曼预告以后将把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叙述作为其主要工作，但为了更好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的观点，他在导言中仍然首先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方法论说明。回顾格罗斯曼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的经历，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说明直接相关，格罗斯曼1929年在格律恩贝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4年卷上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原初计划的调整及其原因》，1932年，在霍克海默主编的《社会研究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转型与危机问题》。这三篇文献构成了我们理解格罗斯曼在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集中阐述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主要文本依据。

贯穿这三篇文献的线索是在《资本论》三卷总体框架中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导言中，格罗斯曼概述了自己对《资本论》方法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不断展开、逐渐接近“实在具体”的过程。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已经蕴含在《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即第一卷有关简单商品生产的分析之中。无论斯坦贝格还是庞巴维克，都没有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系统展开过程。在格罗斯曼看来，马克思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对再生产的分析是同资本积累和崩溃的说明直接结合在一起的。第一步，马克思分析了简单再生产过程或者说一般条件下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第二步，马克思聚焦并探讨了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走向崩溃的趋势；第三步，马克思考察了影响资本主义崩溃趋势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的分析，为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奠定了基础。作为这一方法论说明的补充，格罗斯曼专门探讨了《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以及价值—价格转型与危机问题的关联。

在《马克思〈资本论〉最初计划的调整及其原因》一文中，格罗斯曼首先回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的出版。相应的问题是，《资本论》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吗？马克思《资本论》结构计划的调整中包含怎样的方法论思考？受文献占有情况影响，格罗斯曼的考察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到《资本论》四卷计划的转变展开的。利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等资料，格罗斯曼判定《资本论》结构计划的关键调整发生在1862年12月至1864年11月间。更重要的是，格罗斯曼对于结构计划调整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在直接的意义上，“六册计划”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材料出发进行的划分，而“三卷四册”或《资本论》四卷计划则是从认识观点出发进行的划分。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而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过程。

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引发争论的回应，格罗斯曼在1932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转型与危机问题》一文。该文延续了此前格罗斯曼从再生产图式出发对《资本论》结构调整和叙述方法的探讨，着重分析了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概念在理解危机问题上的重要性。为了说明马克思对具体现实的关注，格罗斯曼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马克思在运用这一方法过程中对中介问题的关注。在格罗斯曼看来，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以及一般利润率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从抽象本质到经验现象分析的重要理论中介。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就包含在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展开过程中。

相应地，格罗斯曼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形式理论概括为“价值图式”，并认为虽然再生产图式以价值形式为前提，但是“价值图式”只是马克思分析的历史和理论起点，无法直接用来解释经验现实。《资本论》第三卷对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一般利润率形成的分析，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调节”，也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注具体现实提供了工具。包括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希法亭、卢森堡、鲍威尔、布哈林在内，这些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和危机问题的学者都停留在价值图式的分析中，而忽视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因而无法解释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样，格罗斯曼的结论是：与其按照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路径超越马克思，毋宁回到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中去，利用生产价格图式发现资本主义危机这一具体现实。

四、拓展性讨论：

格罗斯曼与批判理论

综上所述，自1925年应格律恩贝格的邀请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之后，格罗斯曼在社会研究所最初阶段的工作是围绕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研究展开的。为了说明危机问题，格罗斯曼系统梳理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不同观点甚至是争论，强调回到《资本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在资本积累和崩溃的关系问题中，说明即便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但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仍然无法避免崩溃的客观趋势，并在此过程中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给出论证。

还需要注意的是，格罗斯曼不仅强调回到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来探讨资本积累和崩溃的关系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将其落实到对《资本论》结构计划调整和三卷方法论体系的阐释中。贯穿格罗斯曼对《资本论》结构与方法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时危机问题讨论的焦点之一，及资本主义再生产图式的分析。反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新和谐主义”观点，格罗斯曼在直接的意义上以归谬的方式证伪了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比例协调”结论。更进一步，他认为包括斯坦贝格甚至是卢森堡在内，尽管这些理论家利用再生产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结论，但仍然受到了“新和谐主义”的潜在影响。这表现在上述分析都将自己的讨论局限于“价值图式”的分析，而没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论》三卷结构中，以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崩溃关系的说明。

因此，在写作大部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的同时，格罗斯曼还专门就自己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了论述。这就是本文前一部分专门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导言》《马克思〈资本论〉最初计划的调整及其原因》《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转型与危机问题》三篇文献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说，其中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1）格罗斯曼基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文献，明确指认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计划经过了一个从最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计划，向最终出版的三卷四册计划或四卷计划的转变。并且认为，六册计划仍然停留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材料的理解上，而三卷四册计划则是马克思认识具体现实的方法的体现。（2）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是《资本论》的主题和对象，对于具体现实的把握在马克思那里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论展开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有关价值的分析，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3）格罗斯曼确信，就理解资本主义危机这一资本积累和崩溃规律的现象表现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方法论展开环节。格罗斯曼的切入点毫无疑问是资本积累，即“再生产图式”。从“再生产图式”出发，格罗斯曼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价值图式”理解为“再生产图式”展开的简单前提，而将“生产价格图式”，即价值—价格转型和一般利润率，看作是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因为《资本论》第三卷才完成了对现实具体的把握。

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早期成员之一，格罗斯曼还遵循社会研究所的规划，展开了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机械论哲学的现实根源等课题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格罗斯曼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分析之中。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有关危机的研究，还是针对《资本论》结构和方法的说明，以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历史考察，格罗斯曼的研究更接近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与当时正在确立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相去甚远。格罗斯曼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我们无法完全确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格罗斯曼与他的同事波洛克，以及波洛克的好友、社会研究所的第二任主任霍克海默之间的理论关系。但是1937年格罗斯曼流亡美国之后，他与霍克海默的关系明显疏远了。1940年，格罗斯曼退出了社会研究所。到了1943年，以围绕《古典经济学的进化论反驳》一文所发生的争论为标志，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在理论上的分歧越发尖锐了。就理论观点而言，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的理论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而在特定意义上说，这一差异也折射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期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之间的区别。

第一，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分道扬镳的首要原因。众所周知，大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应对。在德国，是纳粹的上台或极权主义的兴起；在美国，是凯恩斯革命基础上的罗斯福新政。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资本主义崩溃的趋势随着大危机的逐渐缓解在现实中不再明显，国家在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1936年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关于危机问题的讨论为标志，霍克海默接受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而疏远了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危机分析。

第二，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家问题分析直接相关，是无产阶级历史地位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问题。如果说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呼应了列宁的政治实践和卢卡奇的哲学理论，那么霍克海默则明确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策略，转向哲学艺术批判，强调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该文的逻辑框架与卢卡奇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基本类似，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霍克海默不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承担历史主体的地位。

第三，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的理论分歧，还包括另一个方面。这就是霍克海默认为格罗斯曼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阐释，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并且忽视了辩证法的意义和作用。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演进，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得不承认：格罗斯曼对《资本论》方法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带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隐含着一种实证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理解。而在霍克海默那里，唯物主义不过是作为批判理论方法论内核的辩证法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本文转载自《南京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