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6日，一则新闻在各大媒体上都相继引发了关注。当天，在上海举行的MWC移动大会的华为展台处，一位身在站台上的挖掘机师傅在几个屏幕和操纵台上操作着各种模拟真实挖掘机中的操纵杆和仪表，成功地远程操作了位于千里之外的河南的一台挖掘机，在一旁观看的观众不时向正在进行演示5G远程操作的师傅报以热烈的掌声。无独有偶，2019年1月，一名在中国福建的外科医生，在5G通讯技术的协助下，成功操作了在48公里外的一个偏远山区的机械手臂，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5G远程手术，而手术过程中的时间延迟最多不超过0.1秒。这两则涉及5G通信技术的案例，仅仅只是5G的牛刀小试，在不远的将来，5G技术将会进一步在智能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甚至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大放异彩，通过上海的MWC的展会，通过福建的第一例5G远程手术，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似乎5G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技术变革，而这种变革会如同高铁、支付宝等数字化应用以及其他技术带来的变革一样，会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的社会生活塑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模样。

不过，在面对这样的技术变革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紧跟这种变革的步伐，来思考这种变革带来的社会与人文效应。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我们需要看到，5G不是一种仅仅停留在通信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上的纯理工科学科，它是一根撬棍，已经在远程操控、无人驾驶等领域找到了它的支点，剩下的就是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来撬动整个地球。因此，5G通信和对应的一系列技术不仅仅是技术类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关注的内容。那么，问题在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应该如何来思考5G通信技术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关系。

一

从5G远程操纵技术直接带来一个问题是，在场的“我”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挖掘机的行为，或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外科手术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启蒙哲学以来，笛卡尔所建立的自我同一性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我思和我的行为之间的同一性基础上的，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这二者表现为思维与广延的统一性。比如说，我喝掉了眼前的这杯咖啡，我思告诉我，我的心灵指挥着我的手臂端起咖啡，并慢慢地啜饮，这是一种带有主体性印记的行为，并表现为我的主观意志。在广延上，杯子里的咖啡的确减少了，通过主体观察和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我也意识到我的确刚刚喝了咖啡。这样，我的行为意志和行为结果在喝咖啡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统一，而这种统一也将主观的我和客观反思性的我给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不仅仅是主观意志上的统一，也是广延空间上的统一，即在当下的这个具体空间上，我实现了我的意志和行为结果的统一。在启蒙的时代，那个祛除了宗教和神秘化魅影的时代里，人们已经不再会简单地相信一个人可以用意志操纵一个千里之外的物体，这种意念操纵和隔空取物的魔法内容被抛入到所谓的神秘学（esotericism）之中。所以，在许多启蒙哲学家那里，主观上的我所处的位置，与我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所处的位置之间的统一，是作为现代哲学核心的“我”的概念，在现实世界基础上获得统一身份的前提。那么，当我们再次回到华为5G技术下的远程操作挖掘机的工程师的案例时，这一点会变得十分有趣。显然，5G技术让现代启蒙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前提动摇了，即我的在场与我的行为结果可以具有空间上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操纵千里之外的挖掘机的师傅，以及操作几十公里之外的外科手术的福建医生已经失去了我的同一性，这显然是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两个案例带来的哲学挑战呢？

我们注意到，尽管诸如笛卡尔之类的哲学家强调了主体意志和行为结果的空间同一性，但是并没有指定这个空间的有效范围是多大，一个千里之外的地点是否能够跟在上海的展台上的工程师构成一个空间同一性？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可以发现，自我同一性的构建实际上与现实社会生活的速度有关。例如，在日本本格推理小说中有一类小说是列车推理小说，在这类小说中，犯罪嫌疑人一般是清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类犯罪嫌疑人都会拿铁路做文章，来制造所谓的不在场证据，实际上，警方或者说小说作者最终目的就是要证明处在不可能的空间中的行为结果，在嫌疑人身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例如，在松本清张的小说《点与线》中，最关键的布局在于在坐飞机北海道的安田和在列车上被人看到的安田，在既定的时间差之内，不可能同时在场。需要注意到是，这种列车推理小说，与内燃机车时代的火车的速度密切相关，小说作者营造的恰恰是机车速度所实现的时间范围的空间上的不可能。当然，这种速度可以被加速，但今天的高铁时代的中国，仍然可以为这种列车推理小说提供足够的素材土壤，只是时间跨度会比日本列车推理小说要更为紧凑一些。但是问题是一致的，即我们需要一个绝对速度的载体，将作为“我”的统一的身体从A地转送到B地，在列车推理小说中，需要假定也是这种身体上的唯一性，而这个身体的唯一性证实了犯罪嫌疑人的同一性。

5G通信技术的带来的变革恰恰突破了这一点。如果说在2G时代，手机等终端设备只能传送一些简单的数字和文字信息，而在3G时代的速率让图片的传输成为可能，人们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拍摄的分辨率不高的照片，可以在低时延的情况下传输到国内。而4G时代，高清图片和视频的在线共享、下载和传输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对于5G来说，更快的速度，更高的传输速率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设想，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活动都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数据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在A地的行为，变成另一个巨大的数据包，在瞬间可以传递到B地，通过B地的解码设备，将转化为数据包的行为操作数据转化为真实的指令，然后通过指令来实现数码控制的挖掘机和手术壁来完成手术。在物理运输的背景下，人的肉身是唯一性的，他的行为如果在B地产生效果，必须要借助肉身的移动来实现。在日本的本格推理的列车小说中，犯罪嫌疑人无论玩弄什么花招，他在谋杀现场需要一种物理在场（他或者提前到达现场亲身或请代理人布置一个杀人装置，要么是在制造凶案的时候直接身体在场），因此，传递的方式从身体到身体的方式，即“身体-身体”(B—B’)方式。然而，5G通信技术则不需要完全让身体从A地运输到B地，它需要传输的只是一个行为的数据包。这样原先在物理空间中的运动“身体-身体”(B—B’)，被另一种传输运动所取代，我们假设在上海展厅的工程师的身体为B，他操作的行为的被数据化为一个数据包，我们称之为虚体V，这个数据包是一个海量级的数据包，之前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跟它的数据量都不能同日而语，只有在5G时代，这样编码了人的行为数据的数据包的传输才能为了可能，在传递到B地之后，在接受终端上，这个数据包变成了V’，同时被解码为具体的指令并作用于位于B地的终端设备，于是B—B’的同一性结构被扩充为B→V—V’→B’的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处于A地的思维领域的我思与B地的广延领域的行为结果的同一性被5G技术建立起来，一个直接物理在场的我思与行为的同一性，被5G通信技术转为一个被中介为“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

二

于是，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新的概念，来形容5G技术带来的这种被中介化的同一性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在场（digital present）。数字在场是相对于身体在场而言的，而身体在场不仅仅是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的前提，也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存在哲学的前提。正如海德格尔使用的此在（Dasein）概念，就突出了一种此在的在场，海德格尔用了Ent-fernung来形容此在的在场性，“去其远（entfernen）首先与通常就是寻视着使之近，就是带到近处来，也就是办到、准备好、弄到手。不过，就是纯认识揭示存在着时的某些方式也具有使之近的性质。在此在之中有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对于现代的传播技术，海德格尔认为这些技术在本质上与此在的Ent-fernung的要求相背离，因此，海德格尔紧接着说道：“我们当今或多或少都被迫一道提高速度，而提高速度的一切方式都以克服相去之远（Ent-fernung）为鹄的。例如，无线电的出现使此在如今在扩展和破坏日常周围世界（Umwelt）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海德格尔的话读起来尽管有些晦涩，但他基本上否定了在遥远距离上具有建构此在的周围世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直接的当下在场才是此在的唯一可能。对此，对于那个时代最具有意义的电报和广播技术，海德格尔都给予了批判，认为这种技术都试图消除此在的在场性，也就是在消除此在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在场的概念来克服海德格尔对此在去远性的规定。数字在场意味着通过5G通信技术，不仅可以将当下的物理空间，可以通过数字编码和传播，将另一个空间的活动相对于此在构成为周围世界（Umwelt），从而在一个异空间中成为与此在共同在场的去远性的规定。此在不再是肉身性的此在，也是通信技术实现的远距离的数字在场。

那么，什么是数字在场？为什么一定在5G时代才能实现数字在场？在4G时代，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些远程技术，如在线教育。例如北京大米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VIPKID的项目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远程教学，中国的孩子可以通过即时的通信传播实现与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师互联，进行直接在场的面对面的教学，中国的孩子不仅可以直接聆听老师在美国的讲授，也可以与美国教师同时互动，做游戏、做题目、对话等等。但是，这种影响还收到了屏幕距离限制，即中国孩子和美国老师的互动有一道天然地无法跨越的鸿沟，即电脑、手机、ipad等智能设备的屏幕将中国孩子与美国老师截然分开。5G技术可能打破这个鸿沟，因为位于上海展厅的工程师可以操纵河南的一部挖掘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VIPKID的模式中，如果中国孩子家庭中拥有的不仅仅是一个ipad或手机之类的智能终端，而是一个可以被数据指令掌控的替代性的身体，那么美国老师通过身体行为B，转化为数据包V，在中国家庭中的替代性身体上接收为数据包V’，然后V’中包含的行为指令转为替代性身体的行为，从而可以在中国孩子的家庭里替代性身体上具身化（embodiment），成为可以在孩子面前做动作的老师B’，这样，4G时代隔着终端屏幕的远程教学，经过B→V—V’→B’的转化，美国老师的远程行为可以在中国家庭里的替代性身体上直接实现为行为，从而实现了老师的数字在场。我们可以再假设另一种情况，一个异地恋的情侣，在4G时代，他们只能通过手机屏幕视频对话，来消除物理空间距离造成的相思，但是由于4G的传输速率只能停留在视频上，他们之间的情感只能满足于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但如果通过5G时代的数字在场，如在双方的住所里都有一个替代性的操纵身体，他们在各自场所中的行为，不仅可以让对方看见和听见，通过5G的B→V—V’→B’的传递，可以转为行为上的互动，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二人之间的异地相思之苦。实际上，在中国作家江离的小说《恋爱反身》中，已经用科幻的方式设想了这种数字在场的可能性，在小说中，住在东京的白川沙优，将自己的行为变成数据，传递到北海道的数据接收站，在那里有一个数字替身，将数据行为转移到这个数字替身身上，这个数字替身就可以帮助女主角白川沙优实现在札幌的一家餐厅里打工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白川沙优的在北海道的行为就是一种数字在场，她与位于东京的本体身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这样，相对于4G乃至之前的时代中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音频信息的传递，5G通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数字在场，它可以实现在另一个空间中的行为的可能性，让处于在一个固定空间中的我的存在，通过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传递，实现我在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

三

当然，5G通信实现的数字在场，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我们之前谈到，在4G时代，数字终端的接受设备是计算机、手机、ipad等以视觉为主的终端设备，所传输的数据也大多数是视觉性的。但是，在5G通信时代，终端设备会发生质的变化，在华为的演示里，终端是一辆带数控设备的挖掘机，在福建外科医生的案例中，终端设备是手术台上的机械手臂，而在我们假定的VIPKID和异地恋人，还有《恋爱反身》的案例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远程接受数据并转为行为的终端身体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进行无人驾驶的汽车和无人机，以及未来投放到宇宙中的探测器和月球车，实际上都是高速率通信传播和数字技术转化的终端设备，它们都通过一个遥远的主体，实现了在异地的数字在场。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看不见的数字通信网络，这个网络是以5G为基础的，一个隐形而庞大的巨大数字矩阵，换句话说，5G的价值正是在于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数字通信传播网络，而这个网络背后的价值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万物互联（IoE：Internet of Everything）。

如果说在4G时代的互联网是由诸多智能手机和计算机等平面设备构成的互联网络，5G时代的万物互联则绝对地超越了这个概念，而且万物互联概念是此前提出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升级版，在物联网概念中，所连接的仅仅是各种物的资源，包括生产、物流、资金等各方面的数据，万物互联显然已经加入了人的因素，人不再被视为一个高于物的独立因素存在于数据网络之中，而是被同样转化为一个数据包，与各种物的资源链接和互动。事实上，万物互联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也体现在哲学上，例如英国哲学新锐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提出的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下面简称为OOO）体系，哈曼在他的著作《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新万物理论》中提出：“OOO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下：所有的对象都需要得到平等关注，无论这些对象是人，还是非人、自然物、人工物、实在物或者虚拟物”换句话说，哈曼的OOO哲学旨在将所有的物，包括人在内都还原为平等的对象，对象通过一定的方式发生关联，而这些关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这或许是哈曼为什么将他的OOO哲学称之为新万物理论的原因吧。OOO理论尽管是在哲学上提出的，但是已经包含了这样的关系，所有的对象，包括人、非人、自然物、人工物、实在物、虚拟物都在一个巨大的万物网络中被转化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在5G通信时代，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数据包，在这个意义上，OOO哲学再一次与它根源，计算机编程上的OOP编程联系了起来。此外，所有对象被转化为数据包，同时意味着这些数据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万物网络，同时，各个对象又在各种具有物质载体（电脑、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月球探测车等等）或非物质载体（虚拟人物、虚拟城市、虚拟交通等等）中得到具身化，成为数字在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得到了万物互联的一个基本描述：“由于互联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智能设备的广泛传播，我们可以持续进行交流，交换，上载信息，我们的环境变成了一个‘万物互联’的环境。万物互联是一个更高阶的阶段，让所有具有特殊功能的设备互联性更强，也更为智能。然而，这个说法还比较简单，万物互联不仅提供了物体之间的五连，也提供数据、人和进程之间的互联。当下传感器和设备网络的发展，与人们和社会环境已经具有了深入的接触，那么万物互联会给城市规划、军事、健康医疗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

5G通信时代的万物互联意味着，我们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已经被转化为一个数据，在一个庞大的万物互联网中发生着交换，这种交换可以具体体现在装有传感器和控制器的任何一个智能终端上，让行为可以在任何地点被具身化，即被具体实现为对应的行为效果。我们可以设想，在万物互联的状态下，我可以通过一个机械手与在欧洲的棋手下期，也可以同时操纵一个无人机在丛林里探险，甚至可以与邀请的亲人“面对面”的游戏，那个唯一性的此在的在场性，被5G转化为多元性的数字在场，我的行为体现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什么？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按照经典的启蒙哲学或此在的存在哲学来定义我的唯一性？在5G的万物互联的状态中，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我的唯一性和同一性，如果需要，我们如何在多空间的数字在场中构建出这种统一性？这些问题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和立场，也会改变自启蒙以来的主体哲学。我们甚至不能用后现代主义和主体间性的哲学来简单应付这种全新的情况，因为后现代主义和主体间性仍然将哲学和存在论的仍然建立在人的优先性基础上，在5G的万物互联的世界里，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们存在被分散在诸多终端设备上，同时与我们发生交换的不仅仅是人，也有非人、自然物和虚构的人工智能程序。或许，这是华为公司试图将正在开发之中，最初用在万物互联网络之上的操作系统命名为“鸿蒙”的原因吧！这的确是一个鸿蒙初开的世界，在所有的人、非人、自然物、人工物、实在物、虚拟物实现连通之后，我们面对的绝对是一个迥异的新世界，一个存在着多元数字在场的世界，我们不再能用逼仄的物理空间来限定此在的存在，因为5G通信的传输速率和海量的数据量已经将我们变成了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模式，我们的肉身只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我的主体意识的存在还需要身体的生理性营养的供给，还需要基本的新陈代谢等等）。如果5G的万物互联成为现实，势必意味着我们会成为当娜·哈拉维笔下的赛博格（Cyborg），一个由生理性身体和5G通信和万物互联技术下的终端设备构成了多重数字在场，一个在南京喝着咖啡的我，一个在遥远山区控制着机械手臂动手术的我，一个在河南工地上操纵着挖掘机的我，一个和恋人借用代用身体互动的我，甚至一个在网络游戏中与队友组队刷怪的我，都是我思在物理广延和数字广延中的对应物，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思考这样的哲学？

显然，这是一个敞开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在5G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在狭窄的数据通道里借用科幻小说式的遐想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谈的问题并不是纯粹的科幻，而是很有可能在5G通信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成为现实的问题。鸿蒙初开，5G的大门敞开之后，我们可能面对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曾经倚重的那些哲学知识或许会在鸿蒙初开的世界里坍塌，这也需要属于这个时代的哲学学者去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片未知的大海，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海，我们可以用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作为结尾：

一股鲜活的气息在大海中喷涌，

修复我的灵魂……呼吸咸味的效用！

让我们奔向大海，在惊涛拍击后生还！

是的，壮阔的大海有如此放浪不羁的才华，

有着豹纹般的皮肤和多孔的披挂。

它筛取太阳千变万化的肖形，

桀骜的怪物在你蓝色的血肉中饮醉。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第9期

编辑 / 丛艺伟 责编 / 刘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