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开始发生流动。从理论上讲，人口的大面积流动会使得地方关系网络最终瓦解，由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信任网络不再发挥作用。此时，信任不再是自在的，而需要另寻他途重新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城乡二元关系格局被打破，农民因劳动力过剩希望进城务工，高考恢复也使得乡村的许多知识青年有了接受高等教育或留在大城市的机会，而单位制内部也产生了许多新情况，停薪留职、下海、辞职、人才流动等使得人心思动，人人都在寻求更利于自身发展的途径。可以说，这40年来中国社会学最核心的议题大体是由人口的大面积流动引发的，因为它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城市与乡村、住房、升学、移民、贫富差距，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

　　在这一时期，一个人随时可能和家庭分离，可以临时加入一个组织或企业，也可以随时跳槽。而档案制也随之解体（公务员除外，外来流动人员的管理登记等属于公安系统），个人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了出生时间和居住地。这个时候一个人只要随身带张身份证（极而言之，也许是假的、借来的，或者是偷来的）就可以游荡于社会，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关系的个人。

　　没有关系的人是没有信任可言的，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建立信任呢？目前，征信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更多限于金融领域及明确的违法乱纪行为，大量日常的社会行为尚不具有操作性。对于社会行为是否能够作为个人的信用表现，一些城市也在尝试这一工作，但不是无法出台，就是结果不尽如人意。

　　此时此刻，有不少学者开始提倡“诚信”这个概念。我们知道，诚信、信任与信用还是有区别的。信任讲的是关系，诚信说的是道德，而信用通常包含前两者，也被独立使用于经济方面，并由此转向对个人的评价，而不再是关系性的含义。

　　道德通常连接的是一套价值体系或信念或信仰。当社会呼唤道德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问一问这样的信念或者信仰在哪里。我想这便是一方面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试图设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读者欲了解本文更多内容请参阅《探索与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