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差保护使得银行“躺在金山上”

　　在利率尚未市场化之前，存款和贷款的利率，以及它们之间的利差是由政府规制的。本来，和其他公共规制的初衷一样，对利差的规制也是为了维护并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情形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偏差。

　　各大银行的今年中期报告显示，中国银行业的赚钱能力依然令人瞩目，以工行为例，其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达1094.81亿元，继续稳居“全球最赚钱银行”。中报同时披露，工行上半年净息差同比上升0.23个百分点至2.6%；农行净息差同比上升0.32个百分点至2.79%；中行净息差同比上升0.07个百分点至2.11%；建行净息差同比上升0.34个百分点至2.66%；交通银行净息差同比上升0.18个百分点至2.54%。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净息差和净利差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代表资金运用的结果，相当于净资产收益率的概念；后者代表银行资金来源的成本与资金运用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即存贷款的利差，相当于毛利润率的概念。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在一般情况下为同方向变动。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业“最赚钱”的主要来源，是利差收入的水涨船高。

　　银行业内人士称，“在加息通道下，银行的资金成本不会同步上升，但贷款收益却会有明显增长；加上在信贷紧缩背景下，银行议价能力提升，利率从货币宽松时代的下浮转为大幅上浮，使得银行净息差收入明显增长。”为什么加息了，资金成本没有同步上升？因为是同步加息，或曰对称加息，所以资金成本不变。那又为什么贷款收益却会明显上升呢？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因，其一，我国目前规定存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保护格局，使得银行享受了隐性的巨额“特许利润”——一如专家所说，“利差保护使得银行‘躺在金山上’，不赚钱也难。”其二，就是上面所说的，在信贷紧缩背景下，银行议价能力提升，贷款利率大幅度上升。新华社一篇报道称，“最赚钱”的银行与苦苦挣扎在高原料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资金成本生死线上的中小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安徽一家烟机配件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用自己的房产抵押后，终于得到了银行贷款，比基准利率上浮40%，“这还是便宜的，有的利率要上浮100%。”

　　公共规制有责任控制垄断利润

　　数据表明，中国银行业的利差在国际上处于中上水平。但是，中国现阶段的特殊性在于，政府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则几近放开，其实际利差处于较高水平。这一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利差有一定的缩小空间，因此，无论在加息通道，还是在减息通道，都可以通过非对称加息或减息，即单边加存款利息，或单边减贷款利息，来缩小利差空间。非对称加息的操作在前些年曾经做过，在最近几次加息时，都有专家预测可能会非对称加息，或呼吁这样做，但遗憾的是，非对称加息似乎已经“马放南山”，利差空间依然故我，甚至持续扩大，进而使中国的银行“不赚钱也难”。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条件下，非对称加息有着“一石二鸟”的功效：降低现存的负利率水平，以至于最终实现正利率，尽可能减少货币贬值给城乡居民带来的损失；少增加或不增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使它们的经营环境有所改善，至少不再恶化。当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非对称加息或减息会使银行利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问题是，公共规制有责任控制垄断利润。根据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说其存在一定程度的寡头垄断，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而且，如果中国的这几大国有银行不健忘的话，就应该明白，它们完全有责任通过非对称加息，让利于民，回馈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具体的，它们放弃这么好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机会，却去“俘获公共规制”，拒绝非对称加息，令人扼腕叹息。

　　要倒逼银行加快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

　　公共规制理论的一个假设是：规制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公共规制理论，重点研究政府规制过程对收入分配后果的影响，以及规制者本身所具有的各种动机。“俘获公共规制”是该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规制总有特定的规制者，而规制者存在愿意被利益集团俘获，并按照利益集团要求进行规制的动机。所以，各种利益集团都会对公共规制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在定价方面，垄断企业形成的利益集团要求规制者制定较高的价格，而消费者则要求较低的价格，最终结果可能是较高的价格出台。而且，许多规制者的权限没有得到或无法得到清晰的界定，这就使得它们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从而为各种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提供了机会，规制机构最终被其所监管和服务的企业所俘获。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不仅有很强的与客户议价的能力，还有着很强的与政府部门议价的能力，“成功”地阻止非对称加息，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它们是赚得盘满钵满了，但百姓和企业“受伤”了。

　　事实上，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依赖存贷款业务，利润主要来自利差的盈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倒逼银行加快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改变当前“吃利差”的同质竞争模式，真正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才是中国银行业谋求发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