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18年8月1日至10月29日，作者受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邀请，赴澳大利亚 担任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中国研究教授，并与国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

　　Gordon Hanson教授谈：美国 低端制造业衰落与中国崛起

　　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墨尔本大学的学术活动丰富多彩。今晚（2018年9月4日），是我来此一个月听的第三个讲座，是经济系组织的。

　　 Gordon Hanson（戈登?汉森）教授发表演讲

　　讲演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Gordon Hanson教授，题目是Glob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Learning from the China Shock。演讲人只谈经济，非常专业化。我从中了解到中国参加世界贸易体系后，美国低端制造业的变化，顺便学了几个英文词。

第一

　　所谓China Shock，指的是中国在1992年世界贸易中占比1%，2018年达20%。这对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堪称冲击。他认为，这与邓小平推动改革前中国经济封闭有关。这样一个大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度猛然增加，极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迅速扩大国际贸易份额是必然的结果。Gordon Hanson教授特别提到，1989年美国媒体曾有个预言，1990年代崛起的国家为泰国 、孟加拉和津巴布韦，中国的经济表现只会越来越差。话音未落，全场哄堂大笑。他接着说，结果是中国超越所有这几个国家而崛起，泰国经济表现还不错，孟加拉也可以，津巴布韦至今仍在低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出色表现在普通人眼里也是巨大冲击。

第二

　　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高速增长，采用的多为20世纪的技术。美国的同类制造业区的厂家，随着中国产品出口而一家家停产关闭。失业工人多为低技能白人男性，相对他们的技能，原先的工资较高。失业后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转移到第三产业，因为他们能做的工作传统上是低技能女性的岗位。他们也难得搬家，去别的地区寻找新的工作。这些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性减弱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很难再找到以前那种“低教育程度、相对高工资”的工作，因为他们现有的能力与采用21世纪技术的岗位不匹配；另一方面，房地产 市场衰退，住房不易脱手。此外，如今的美国家庭结构改变，父母是一个住户一套房，子女另成一个住户另有一套房，这就进一步阻碍了家庭的流动性。他们(less-educated white males)是全球化中的受损者（loser）, 在社会关注度不够的情况下，成为愤怒的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ic nationalism）。

第三

　　中国一方面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一方面从资源大国进口原料。澳大利亚受益于中国的进口，连续26年未发生经济衰退。

第四

　　中国的转型式增长已经结束，劳动成本提高，环境代价很大。现在，面临着再转型，即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的挑战。

第五

　　改善美国劳动力市场应对贸易冲击能力的办法，应当是发现新机会。例如，设立工资保险 （wage insurance）, 拓展反向收入税（negative income tax）, 以便熨平工人转换工作期间的收入冲击。

　　讲座结束后我还在想：即使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技术进步难道不会带来美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吗？只要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对就业者带来冲击。21世纪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的引入，难道不会对其低教育程度的工人带来冲击吗？Gordon Hanson教授强调了对失业转岗工人的社会保护政策，他也提到再就业培训，但似乎信心不足。

　　附

　　墨尔本大学校园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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