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这一主题，瞭望智库近期在京召开“释放创新动能，加快形成医药新质生产力”研讨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开展深入研讨。瞭望周刊社党委书记、总编辑郭奔胜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产业发展有成绩也有挑战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重点代表领域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依靠的就是科技创新驱动。

郭奔胜在致辞中表示，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在经历从“有”到“优”的过程，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生物药产业链体系日益完善，规模化生产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在研创新药数量也步入全球“第二梯队”。这都凸显了我国从医药生产大国向医药创新强国的变革趋势。

据医药魔方不完全统计，2023年，国内发生了近70笔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交易数量是2016年的70倍，已披露交易金额超465亿美元，交易数量与金额均创下新高。对外授权交易激增，意味着国际市场对中国药企研发能力的认可。

产业蓬勃发展、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同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面临的诸多挑战不容忽视。

工信部消费品司医药发展处有关同志表示，虽然国产创新药数量比较多，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款自主研发的全球新靶点药物上市，同时存在适应症、靶点拥挤问题，比如我国2023年批准上市的创新药中，肿瘤适应症药物占比过半，而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等一些临床急需产品的开发不足。

研发同质化、靶点扎堆，不仅占用大量受试者资源，也在不断推高研发成本，弱化企业竞争力。

和铂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劲松认为，药企同质化研发，主要是因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研究薄弱、颠覆性创新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其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先进底层技术，不论是抗体开发、mRNA技术还是基因编辑技术，都依赖“进口”，这导致我国生物制造业整体创新度不高、产业集群化发展能力不强。

此外，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创新药商业化预期尚不够明朗，创新药进入医院销售还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影响商业化落地。

新质生产力形成，关键靠创新

“生物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核心要素是创新。”罗氏制药中国区总裁边欣说，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要关注三个维度，即加快创新、保护创新、回报创新，基于这三个维度形成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建立完善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新质生产力才有望培育和形成。

创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保守估计新药研发上市需要至少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因此，资本市场是生物医药企业最大的资金来源和动力。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市场信心转弱，国内不少创新药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创新药一级市场融资金额从2020年869亿元下降至2023年309亿元，降幅达65%。

生物医药竞争是全球性竞争。专家一致认为，我国对创新药研发、生产、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使用、支付各个环节对创新药的支持，以及营造一个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态环境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让创新药获得合理回报

“创新的关键是将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化是一种商业行为，企业通过创新希望获得一段时期的垄断利润，这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创新战略研究室副主任韩祺表示，对于高投入高风险的医药创新，企业所预期的是高回报，这是其创新的根本动力。

让创新药获得合理回报，定价和支付问题无法回避。

作为我国医药市场最大的支付方，医保支付直接关系创新药的销售和利润。近年来，在鼓励和支持创新药发展方面，国家医保局持续出台利好政策，例如：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时间大幅缩短；医保目录调整规则和政策趋向精细化、透明化；基于价值的药价谈判机制不断完善等。

国家医保局有关同志提出，医保部门考虑药品的价格水平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价值维度，分为临床价值和社会价值；二是市场维度，包括药品市场竞争情况和药品市场定位。希望医保部门和医药产业能够在这两方面加强沟通，求得更大共识。

接下来，为推进生物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和形成，医保支付方式的持续改革和创新还需进一步深化。

悦康药业董事长于伟仕认为，创新药的定价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难题。这一过程涉及创新药的临床价值、专利的全球独占性、激励创新的环境、患者的药物可及性、医保资金的支付能力、企业的预期回报等多个核心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托专业和科学的创新药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合理定价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支付机制，如医保和商保的协同，来支撑创新药的定价。这样不仅能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让患者获得高质量的创新药物，从而达成政府、商保公司、药企和患者等多方的共赢局面。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的理念。

“药品价格需要在低价满足当前民众需求和高价确保药品投资回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能够保障短期和长期的药物可及性。”天津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吴晶表示，对药企来说，药品价值评估工作需进一步前置，在研发初期和临床试验阶段要对潜在创新药的寿命延长及生存质量改善等效果开展评估。

北京医院眼科主任戴虹建议，对于不同类型的疾病用药，医保报销机制能够更加灵活，更好地惠及长期慢病患者。

除了定价和支付方面的改革建议，多位专家认为，临床用药和医保报销应持续开展“腾笼换鸟”，遏制不合理用药和过度医疗问题，把有限的医保资金花在患者真正需要的地方。而且，创新药支付和发展，不能仅依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创新药开辟新的支付渠道。

国家医保局有关同志表示，医保部门鼓励和支持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也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商保公司合作，推进商业保险健康发展。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有关同志也透露，北京正在加紧探索医保与商保数据共享工作。

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中国的高质量生物药一定要靠底层核心技术的创新。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仅有少量产品迈入了商业化阶段，但这些国产创新药物不仅为中国患者带来了福祉，同时动摇了进口创新药在国内一直以来的垄断地位，显著降低了进口药品的价格，实现了惠及更多患者的目标。”澳斯康生物（南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顺说。

一位原从事药品监督管理的专业人士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全球创新要素不断汇聚，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从“自产自销自用”向“在中国研发和生产为世界提供产品”转变的关键时期，现有医药医疗医保监督管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对现行的监督管理需要谋划系统性的改革，要形成面向全球供应药品的研发、审评审批、生产监督管理体制机制，加快解决生产制造各环节存在的与国际监督管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针对当下较为突出的问题，多位专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比如，为破解靶点扎堆、研发同质化痼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刘澎建议，针对不同疾病领域需要重点扶持的创新研发药物，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前瞻性指导和激励，让企业和资本有充分的压力和动力投入原创新药研发。

针对创新药进院难题，贝达药业首席运营总裁万江建议，大力推进“三医”协同治理和跨部门统筹安排，保障各部门政策一致性，取消创新药进入医院的各种不合理限制，畅通医保谈判药物入院“最后一公里”。

“生物医药是一个政策导向非常强的领域，当政策向好，生态向优，人才、资本、产业发展都不是问题。”百济神州总裁、首席运营官吴晓滨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