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毕井泉在会上讲话并参与讨论。瞭望周刊社党委常委、副总编辑谢鹏出席研讨会并致辞。瞭望智库负责人万一也作了开场致辞。瞭望智库课题负责人郑文萍主持研讨会。

“国际化”是必由之路

“当前，融入全球生物医药大市场，已成为中国药企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引擎。中国创新药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市场，将切实增进全球各国民众健康福祉。”谢鹏在致辞中表示。

重庆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生产车间工作。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创新药企付诸行动，探索全球化发展之路，本土创新药在国际市场开始崭露头角。

一方面，中国药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药交易，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数量和金额直线上升。特别是2023年国产创新药出海实现前所未有的大爆发，医药魔方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高达约70笔，交易数量是2016年的70倍，已披露交易金额超过465亿美元。对外授权交易激增的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药企研发能力的认可。

另一方面，中国创新药海外注册销售不断取得突破。例如，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等多款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创新药顺利在美国获批上市，打入欧美主流市场。

广阔的全球市场，直接推动了国内创新药企的发展壮大。例如，百济神州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代表，仅今年第二季度，公司总收入就高达9.29亿美元，同比增长56.13%，其中约70%收入来自欧美市场。

“借船出海”的代表——科伦博泰同样受益于国际化发展。

“创新药有‘保鲜期’，竞争发展速度非常快，如果不保持先发优势，尽快实现临床价值和商业化价值，创新药开发就无法真正成功。”科伦博泰总裁兼CEO葛均友说。

“十年十亿美元”，常被用来形容一款新药诞生的巨大风险和高昂成本。研发、临床、商业化……任何一个环节的成功率和效率提升，都需要专业开发能力和强大的资金支持。

葛均友介绍，以科伦博泰与跨国药企默沙东的合作为例，默沙东在半年内就启动了Trop2 ADC相关的10项国际多中心大型注册临床试验，“一项这样的三期试验就需要数亿美元的投入，单靠我们自身，在资金和研发上还存在一定差距。

除了专业临床开发能力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跨国药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商业化网络，也将助推创新药更好、更快地实现商业化。

葛均友认为，通过国际化合作，不仅可以提升创新药的全球市场表现，还能反哺国内药企的持续创新能力。对外授权合作获得的首付款和里程碑资金，可以支持国内药企开展更多的新药研发。

除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企市场拓展的目的地。

多位药企代表表示，国内创新药要想进入欧美市场并站稳脚跟非常困难。比如，美国市场创新药的准入门槛极高，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成本高昂，而且国内企业还需要克服文化差异、团队招募以及药物生产等各方面的挑战。

澳斯康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罗顺介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口众多、医药需求潜力巨大，但其自身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和发展能力不足，如果能将我国创新药推向这些市场，不仅能帮助当地提升民生水平，也有利于国内药企扩大市场，同时药物的出口也将带动中国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的双重输出。

罗顺还表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基础设施、产业链和供应链等产业化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让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也将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出海”之路并非坦途

产业蓬勃发展、国际化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全球市场开拓之路，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国内市场的生存和发展是国际化的基础。”毕井泉说。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也认为，中国医药产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国内创新体系的健康运作，是创新药走向国际化的前提。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创新药商业化预期不够明朗，资本投入生物医药产业的信心不够足，一些创新药企面临融资难、新药研发后劲不足、创新成果跟不上的阶段性困难。

“稳定预期、增强信心的关键在于，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尤其统筹解决好创新药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以及药品入院配备使用的问题，让创新药品更为可及可负担，让创新药企得到更合理的回报。”贝达药业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万江说。

近年来，我国建立了以创新药为主体的医保准入和谈判续约机制，创新药经过谈判与竞价进入医保目录，价格大幅下降，切实提升了国内民众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不过，与此同时，药品价格的下降对于创新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化发展的潜在影响也有待研究。

“许多国家会参考出产地的价格，当药品在国内价格较低的时候，出口海外也很难开出理想的价格，企业也因此很难获得较好的商业化回报。”有药企代表说。

与会专家认为，在低价满足国内民众需求、保障医保基金可负担能力，和高价确保药品投资回报从而支持医药创新、保障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给予生物医药行业稳定的预期，为创新药研发注入更多信心和动力，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需要回答的重要考题。

除了商业化问题，创新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相关监管法规的相对滞后也会成为障碍。有药企代表提到，对外授权、与跨国药企合作开发药物，后续在国内注册申报面临境内外临床数据合并、生产场地和工艺差异处理等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在相关法规的解释和优化方面提供更多助力。

“在全球化发展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药企所面临的困难是类似的。”罗氏中国临床注册事务负责人董艳平表示，虽然中国国家药监局已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但中国药品监管法规在一些监管理念和执行细节层面与国际标准依然存在差异，这导致药物在中国获批上市，并不一定都能带来全球市场的示范效应。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王茂春表示，中国创新药出海还面临国际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海外商业能力三大挑战。

王茂春解释，国际市场准入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药品审批标准和流程存在显著差异，对我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注册团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随着中国创新药企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与跨国药企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也日益增多，这些纠纷不仅涉及专利，还包括商标、商业秘密，甚至不正当竞争等多个方面。海外商业能力方面，我国创新药“出海”刚刚起步，在传统和新兴两大市场都还缺乏成熟的学术、研发和商业渠道，在与实力雄厚的跨国药企竞争中处于劣势，需要尽快补足这一短板。

为创新药国际化保驾护航

创新药能否顺利出海，临床价值是关键影响因素，能够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安全性有效性更佳的药品更有希望迈向全球市场。

毕井泉建议，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应瞄准国际前沿的临床急需问题，敢于将新药与标准治疗药物进行头对头的试验。尽管这种方式风险较高、成本较大，但它是推动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企业应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药物研发和生产，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寻找适合自身的国际化路径。

产业层面形成合力、抱团出海也至关重要。

“创新药出海的重点不是单个产品或企业的出海，而是整个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的出海。”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医药发展处有关同志表示，鼓励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关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市场挑战。

国家卫健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健康产业促进部部长尹海燕认为，中国医药企业要更好地实现国际化，首先要开展需求研究，包括目标国家的国情、卫生健康规划、疾病谱以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等；其次，当前形势下，政府搭台，中外医疗机构和企业共同在官方、合规的交流平台上开展工作非常重要。合作形式应双方共商，可以联合科研、联合培训、联合学术交流等方式，推动中国的医疗服务、产品技术、理念、标准指南共同“走出去”，树立中国技术的品牌。在这一过程中，国外一些中小企业与使馆的抱团协同合作模式值得借鉴。

产业和企业自身“强内功”的同时，呼唤国家层面建立更优的发展生态。

“要让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生态变得更加创新友好，从而使我国致力于创新药发展的企业能够‘在墙内生好根、开好花’，进而实现‘墙外香’。”国务院参事、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表示。

毕井泉认为，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包括药品监管、医保体系和医疗体系与国际接轨，尤其要研究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建立有效的保险体系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在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过程中，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是关键前提之一。”毕井泉说，国际认证对生物医药产品进入全球市场至关重要。

董艳平建议，中国监管机构应积极申请加入关键的国际认证体系和机制，这将有助于中国创新研发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可，也将减少创新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帮助中国创新药覆盖更多市场。

国际药物信息协会(DIA)全球高级副总裁王彤焱表示，中国创新药需要从战略层面考虑国际化布局，药品监管部门借鉴国际经验，比如在海外设立代表处、办公室等，加强与全球监管机构的合作、沟通与协调。同时，在国际交流中，强大的行业协会可以在沟通与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应加强国际行业合作与平台建设，助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与发声。

王茂春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药“走出去”部际联席工作机制，创新对外贸易、财税金融、创新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各类政策工具，推动政策协同，加大对创新药出海的支持力度。

针对当前创新药面临的价格、准入和支付等问题，多位专家表示，必须基于创新药发展规律，理顺创新药定价和支付机制，畅通入院和临床应用通道，建立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企业和资本看到更多“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

此外，多位专家提出，针对当下部分优质国内创新药企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尽快出台相关政策举措保障企业生存发展。比如，刘远立认为，有关部门应与生物医药企业较为集中的北京、苏浙沪等省市政府部门会商，尽快动员整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支持一批优质企业特别是具备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能力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