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眼中，大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能够达成一致，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其核心就是：好高骛远容易导致失败，厚积薄发间接实现目标，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大战略不仅适用于国家层面，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发展，都需要宏观战略，需要目标与能力的相协调。这一权衡问题将关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格局。

《论大战略》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臧博、崔传刚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6

 

狐狸和刺猬的隐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伯林的理论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

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

赞赏的观点认为，加迪斯把焦点放到“领导力”上非常重要，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由于缺乏谋略，把国家导向覆亡，教训深刻。也有评论提到现实的美国政治，认为过多的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正持续消耗美国的国家财富，美国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应读读这本书，反思美国战略。

批判的观点则认为：核武时代进行战略决策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加迪斯未能对此给予重视；书中只谈到抽象的战略和常识，未对现实决策提出具体建议；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

作为中国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自己拥有“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滋生了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

冷战后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欧洲国家的难民潮成为可悲的后遗症。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性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意图本身是错误的。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所谓的民主制国家陷入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国也未能幸免，甚至出现了极端右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单一模式的主张是否需要调整？进而，国际事务是应被个别国家掌控，还是需要各国共同探索应对挑战之策？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但比较一致地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是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

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

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回过头来看，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即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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