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盛顿“智库街”的历史沿革
据统计，美国现有1872家智库，408家位于首都华盛顿，其中多家知名智库位于“智库街”。这些智库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占据不同位置，研究领域涵盖国际问题、防务安全、公共政策、经贸关系等，共同构成政策研究的密集网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地为华盛顿的高端住宅区，后因经济大萧条演变为使馆区。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智库行业发展黄金期到来，为接近决策群体，许多智库选择在此街区落户。美国智库当时频频扩张搬迁的直接原因是其营收状况良好，主要得益于“9?11”恐袭事件后美国各界对外交政策分析研判的重视，以及华尔街等捐款方大规模的资金捐赠和投资。
二、美国智库参与决策的途径
一是应邀针对具体议题出谋划策。布鲁金斯学会早在1947年就应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要求，对马歇尔计划展开研究并提出建议，推动了该计划的实施。
二是为立场相近党派执政提供建议。20世纪80年代初，传统基金会为里根政府提供大量政策建议，里根政府采纳或尝试实施了约60%的内容，其在共和党执政期间一直扮演类似参谋助手角色。
三是为政府重大决策发声造势。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部分智库学者夸大萨达姆政权威胁，鼓吹政权更迭，影响公众舆论，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
四是承担“候任政府”作用。美国“旋转门”机制使智库人员与政府官员身份转换频繁，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就有50多人进入奥巴马政府任职。政策酝酿方面，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理念的阐释首次出现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报告中，该报告作者多在拜登政府担任高官。
三、美国智库的“K 街效应”
在美国的政治词典中，K 街是游说、兜售影响力的代名词，被称为“华府的影响力走廊”。近年来，美国智库越来越向游说集团的方向发展，其研究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智库为企业提供游说和公关业务。一些智库研究人员同时兼任游说客等身份，企业向智库学者付费，利用其研究和公关影响政府政策进而获利。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罗杰?扎赫姆，其撰写报告建议提升美军装备，而其客户为相关军火巨头，该巨头随后获得美军采购合同。布鲁金斯学会在接受企业捐款时提供包括安排捐款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见面等“捐款福利”，为企业游说提供便利。
二是外国政府利用智库影响力来促进其利益。2011年以来，众多外国政府等向美国智库提供大量资助，如挪威、英国、阿联酋等。外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资金捐助可能会显著影响智库的研究工作，如挪威捐款要求智库说服美国政府投入资金应对全球变暖，实际是为其石油公司利益考虑，这可能影响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三是智库日益成为党派的游说机构。随着美国智库行业竞争和政治极化，部分智库演变为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宣传机构。传统基金会和美国进步中心已建立专职游说部门，极具党派色彩的智库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原文作者刘品然系新华社国际部国际观察室副主任；薛颖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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